尚盈配资瞿秋白牺牲后被追为烈士，62年毛主席却说：以后少纪念他，为何？

“1962年7月的一天，北京，毛主席放下手中文稿，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轻声说：‘以后少纪念秋白。’”话音不高尚盈配资，却立刻传遍中南海的长廊。许多人听到后皱眉：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早在1945年就被追认为烈士吗？带着困惑，几双目光追随文件袋在案头慢慢合上。

把镜头往前推，瞿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，科举末期书香门第的最后一代。父亲好画，母亲好诗，家中常以“七步成联”逗孩子。幼年的他握着狼毫写大字，也随伯父刻印章，一派世家子气象。可惜辛亥革命后一切扶持骤停，父亲官途断绝，家境随之倾颓。1916年，母亲因贫病自尽，这道伤痕日后常在他文章里隐约浮现。

生活逼着他南北奔走。1917年，他来到北京，原想叩开北大，却因学费问题折返，最后进了俄文专修馆。也正是这一转弯，让他得以远赴莫斯科采访列宁。那一年，他才二十四岁，手里握着速记本，而对岸的红场正铺开崭新的政治实验。回国后，他把见闻写成《赤都心史》，国内知识界第一次通过汉字窥见十月革命的细节。宣传才华由此显山露水。

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，瞿秋白常与毛主席在广州、上海、武汉等地碰头。两人年岁相仿，一个北方湘音，一个吴侬软语，讨论起农村运动与文化启蒙时，常能通宵。“毛润之尚盈配资，我看农民起来是大势所趋。”——这是瞿秋白在广州黄昏里对毛主席说过的话，冯雪峰后来回忆，这话喊得中气十足。

大革命挫败后，潮水退去，各自站位不同。1928年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，妻子杨之华和女儿小独伊随行。那三年，是他生命里难得的宁静。郊外草地上，小独伊采来野花递给他：“爸爸，闻闻！”，他会弯腰把花别到女儿发梢。可宁静不等于脱离斗争，王明集团对他的排斥自1931年显现，他被边缘化的同时，也被贴上“富于感伤”的标签。

1934年秋，他奉命潜回江西苏区，担任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。重返前线前，他意识到肺疾加剧，提出带妻女同行，却被拒。那一夜，他在上海霞飞路小公寓里抱着女儿，窗外车灯将父女身影拉得很长。朋友劝他暂避，他只淡淡一句：“工作召我，总要有人去。”

1935年2月，中央红军已踏上长征，他因病留在闽西。3月被国民党搜索队捕获尚盈配资，关进长汀监狱。敌人轮番审讯，软硬兼施。蒋介石放话：写一份自白书就放人。瞿秋白回答两个字：“不写。”为了表态，他反而提笔写下《多余的话》，剖析自我，也记录内心的动摇与苦闷。书稿送出监牢后，被国民党机关报偷偷删改发表，引来外界种种曲解——有人说是“忏悔书”，更有人借此给他扣上“叛徒”帽子。

6月18日清晨，刑场设在长汀西门外的松树林。由于肺病，他连站立都费劲，向刽子手提出两点：不下跪，不击头。于是，他盘腿坐在青草上，高唱国际歌，子弹瞬间洞穿胸膛，年仅三十六岁。那首《国际歌》的中文译本，正是他几年前完成的。

同年秋，正在途中的毛主席听闻噩耗，对冯雪峰说：“这下，你失一友，我亦失一友。”简单一句，足见情分。1945年，中共七大正式追认瞿秋白为革命烈士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教育部将他的文章列入教材，上海、常州纷纷修馆立碑。直到1962年的那句话，让许多人难以理解。

要搞清缘由，先看当时的大气候。1962年初，三年经济困难刚过，全国上下需要振奋士气，强调顽强意志与乐观精神。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在情绪基调上并不明朗，“孤独”“怀疑”“自检”这些词不利于塑造那种昂扬氛围。相比之下，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充满对未来的必胜信心，更符合宣传口径。因此，毛主席提议“少纪念秋白，多宣传方志敏”，从策略层面看，并非否定瞿秋白的功绩，而是一种宣传侧重。

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容易被忽略。1950年代末《多余的话》在港澳流传，一些反共刊物加了煽动性注释，再度把“瞿秋白=忏悔者”放大。对外斗争形势紧张，中央对意识形态渗透颇为警觉。为了避免敌对势力借瞿秋白的话做文章，减少公开纪念就成了务实做法。换句话说，“少纪念”不代表“降评价”，而是防止被对方当筹码。

作为读者，我认为毛主席的这句嘱咐更像临时策略而非终极定论。事实证明，进入改革开放后，《多余的话》重新整理出版，学界对瞿秋白的地位再无争议，党史研究也把他与陈独秀、李大钊并列为早期重要理论家。如今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里，那把当年他坐在刑场上的竹椅依旧摆放。解说员说，椅子腿有被子弹剐出的缺口。我驻足良久，想到他唱出的那句“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”，依旧铿锵。

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翻涌的河，瞿秋白显得复杂而真诚。他宣讲马克思主义时锋芒毕露，写《多余的话》时又坦率呈现软弱。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人性，让他与后来被塑造成钢铁化的“硬汉”形象拉开距离。或许毛主席当年担忧的，正是这种“过于真实”在特定年代里的冲击力。